专业股票配资公司美军为什么越来越拉胯，根源来自资本主义制度！

一、从良家子到贼配军

牢A（B站UP主“斯奎奇大王”）提出的斩杀线理论和“长生种/短生种”思维模型，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之后，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描述最重要的理论创新，可以系统且生动地描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，且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。

比如牢A回国后，在17号的第一场直播，关于“贼配军和良家子”这一主题，完全可以基于“斩杀线+长/短生种”，系统推导美军蜕变的内在逻辑。

美军曾依赖的“良家子”，是那些出身传统农场、怀揣爱国理想、道德健全的美国青年。他们成年时正逢911，不论是出于爱国热情还是对恐怖组织的报复，这批良家子都是踊跃参军、准备成为天兵，向世界展示美国力量与正义。

当他们真正来到海外，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前方的村庄，而村庄里男人们都不在（为什么自行想象），只有老弱妇孺。他们的第一滴血不是敌人，而是毫无反抗力的老人小孩。

我都干了什么？！这可是恶魔行径！

我们出兵的理由是什么来着？

命令我这么做的长官，他是什么角色？指定战略的上层，又是什么角色？

于是，这批怀揣理想的良家子们纷纷蜕变，有如下四条路径：

崩溃者：无法承受道德谴责，成为PTSD患者。为什么美军里面出现PTSD患者的比例这么高，而PLA则很低？不是源于单纯的战场厮杀，而是美军长官真的会毫无人性地下令对妇孺开枪，而PLA则不会。

自欺者：在自我正义与良知折磨中挣扎，自杀率最高。在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的亚伦·布什内尔，就是这一类。

以上两类是良知尚存的，后面则是堕落成为恶魔：

堕落者：放弃挣扎，主动拥抱暴力，成为精英打手。

合流者：认清系统本质后选择加入，晋升为腐败体制的新骨干。

《太极张三丰》里的董天宝，就是这一类。

系统的腐蚀机制：为了维持不义的战争，军队高层系统性地用毒品（如冰毒）支撑士兵过劳作战，用吃喝嫖赌腐蚀其意志。许多士兵回国后，不仅面临家庭破碎、农场破产的经济困境，更在社会上背负“刽子手”的道德污名，而他们无从反驳。

他们的故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良家子”的参军之路就此断绝，良家子家庭形成“除非本土被侵，绝不参军”的共识。美军兵源质量急剧下滑，转而依赖三类“贼配军”：

雇佣军：为还学贷、账单而战，毫无理想信念。

帮派分子：规模庞大至军队内部可组织火并，阵亡指标为此预留名额。

“皈依者狂热”的外国叛徒：因极端效忠而成为“最优秀、最耐用的耗材”。

叠加腐败、虐兵和制度性算计，美军已陷入一个腐蚀理想、消耗底层、最终自毁战斗力的恶性循环。其强大外表下，核心已然空心化。

二、蜕化的内在逻辑

以上只是描述了现象，那么美军蜕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？首先明确以下两个关键概念：

“斩杀线”理论：描述资本主义系统（如社会、组织）对其内部成员的“价值评估”与“清理机制”。当系统判定某个个体（或群体）的“维护成本”高于其“可利用价值”，或已无“未来收益”时，就会启动无形或有形的“斩杀”程序，将其边缘化、消耗或抛弃。在美军语境中，这体现为对士兵身心价值的极端功利性计算。

“长生种/短生种”：

长生种思维：源于有保障、有未来的生存环境。其特点是注重长期规划、规避毁灭性风险、投资于自身可持续发展。行为逻辑是“我值得拥有长远的、美好的未来”。

短生种思维：源于无保障、无兜底的生存困境。其特点是注重即时生存、为短期利益敢于押上一切（包括生命与道德）、缺乏长期投资意愿。行为逻辑是“我只有现在，没有未来”。

美军的蜕变，本质上是其兵员主体从“长生种思维”的“良家子”，向“短生种思维”的“贼配军”的系统性置换，而驱动这一置换的核心引擎，正是社会与军队系统自身冷酷运行的 “斩杀线”逻辑。

系统演化的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：对“良家子”的软性斩杀

价值吸引与承诺：美军系统曾以“大学资助”、“爱国荣耀”、“技术培训”、“稳定退休金”等长期价值承诺，吸引具有“长生种思维”的中产阶级“良家子”。他们参军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，期望以此换取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。

承诺破裂与价值榨取：持续二十年的全球反恐战争，将军队变成了一个高消耗、高创伤的绞肉机。系统开始显露其“斩杀”本质：

身心价值的过度榨取：士兵在战场上承受巨大的生理与心理创伤（PTSD、道德损伤、身体残疾）。

未来承诺的违约：回国后，许多人面临医疗、心理支持的严重不足，退伍军人事务部效率低下，所谓的“荣耀”被社会漠视或与战争罪责相连。

第二阶段：“长生种”的理性规避

当“良家子”及其家庭通过成本-收益分析，发现参军这一“投资”的风险（身心毁灭、道德污名）已远超其承诺的长期收益时，系统对他们的“斩杀线”其实已由他们自己判定。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与选择权，理性地逃离了这套系统。这是“长生种”对系统“斩杀”的预先规避。

第三阶段：“短生种”的涌入

当“良家子”退潮，军队招兵出现困难，但是燃料耗材不能断，于是目标自然转向了那些已被社会“斩杀线”标记的短生种群体。

短生种并非天生命短，而是资本主义社会“斩杀线”的必然产物。

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、去工业化、教育成本高企、社会福利薄弱、司法系统对底层不公等问题，实质上对大量底层青年进行了社会性斩杀

——剥夺了他们通过教育、合法工作获得“长生种”未来的可能性。他们是社会系统的“剩余人口”。

对这些青年而言，人生选项极度匮乏：街头暴力、毒品、低薪零工，或是监狱。美军此时提供的即时生存保障（稳定食宿、收入、医疗保险）和相对确定的短期出路（入伍奖金、退伍后可能的技术认证），成为了他们绝望境遇中的“最优选”。

他们的思维是纯粹的“短生种思维”：不在乎长远的退休金或荣耀，只在乎当下能活下来，并抓住任何一根稻草。

军队招募系统精准地瞄准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社区（贫困区、乡村），用即时利益（签约奖金）而非长远承诺进行游说。系统深知，对于“短生种”而言，谈论“斩杀”是无效的，因为他们本就身处被斩杀的边缘。参军对他们来说，甚至是一种对“社会斩杀”的暂时逃避。

上一篇文章讲到的副总统万斯的成长之路，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参军？因为对于他这样已经处于斩杀线的家庭条件，只有通过参军换来入学减免学费的优待，才能避免被学贷斩杀。

参见：

第四阶段：内卷循环与系统性蜕变

当“短生种”成为军队主体，其“短生种思维”与军队系统的“斩杀线”逻辑结合，产生了内卷式的恶性循环：

道德与纪律的滑坡：“短生种思维”倾向于解决眼前问题，对长期声誉、道德准则的顾忌较低。这导致了军中犯罪、滥用暴力、极端主义思想滋生等问题增加，进一步损害军队形象，使“良家子”更不愿加入。

意志力的商品化：军队系统的逻辑，从“激发理想主义者的荣誉感”，转变为购买“走投无路者的绝望忍耐力”。意志力不再源于信仰，而源于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”的现实。这种意志力在顺境时或许坚韧，但在逆境或面对复杂道德情境时，极易崩溃或走向残暴。

人力维持的成本与方式改变：系统不再需要费力维持一套昂贵的、用于吸引“长生种”的长期福利和道德叙事，而是转向管理一支由短期合同、即时奖金和严苛军法约束的劳动力队伍。士兵从“公民战士”沦为企业化管理的“安全雇员”。

系统的自我实现：一支由“短生种”为主体、充满创伤、被社会轻视的贼配军，其行为更容易失控，进一步加深社会对其的负面看法，巩固其“贼配军”的污名。这反过来又抬高了“良家子”加入的心理和道德成本，使得系统更依赖底层兵源，完成从结构到文化的彻底蜕变。

美军蜕变为“贼配军”的内在逻辑，是一个冷酷的系统性过程：

社会的不平等与“斩杀线”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具备“短生种思维”的潜在兵员。

军队系统基于自身维持的需求，放弃了需要高维护成本的“长生种”（良家子），转而精准吸附这些社会“剩余人口”。

“短生种”士兵与“斩杀线”系统形成共谋：士兵出卖自己的身心和道德底线换取即时生存；系统则获得了一支易于管理（通过恐惧与匮乏）、可消耗的武力。

这种结合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文化、战斗意志和终极目的，使其从一个（理想化的）捍卫共同体的工具，蜕变为一个吞噬底层、输出暴力、维护自身存续的、带有强烈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暴力机器。

最终，这支军队的强大外表下，掩盖的是其社会基础的塌陷和内部伦理的真空。它不再是“国家精神”的延伸，而是社会创伤与系统“斩杀线”的实体化显现。

三、PLA的战斗力从何而来？

这样一支军队，如何与PLA碰瓷？连给后者提鞋都不配！

也许有人问，哪怕腐败如满清，旧军队战斗力不行，也可以通过训练新军获得高质量的军队。

比如袁世凯的小站练兵。

小站练兵的成功之秘，在于训练极其严格。新建陆军的治军章程、律条、法令周备而细致。对于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，记功、赏银或提升，对违章犯纪的，严惩不贷。惩罚之法有打军棍、插耳箭示众、罚扣薪水等，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论斩。《简明军律二十条》规定了“十八斩”，凡是临阵不听号令、临阵退缩、诈功冒赏、逃亡、装病、监守松懈、贻误战机、首领战死兵丁不前、失火误事、抛弃枪械、泄露密令、烧抢奸淫、造谣惑众、惊呼扰军、打架斗殴、违抗军令、夤夜离营浪游、官弁纵兵扰民、吸食鸦片、酗酒赌博等等，均在处斩之列。

靠了这种严正军纪，有错必究，绝不偏袒，才造就了一支足以拥有强悍战力的军队，足以左右中国历史。

但问题来了，人如何才能在如此严酷的训练之下，坚持下来？

没有别的理由，只能是理想带来的钢铁意志。

面对腐朽的社会现实，革命思想在新军中蔓延，最终埋葬了满清。

以美国现行体制，新军诞生之时，也就是美国灭亡进入倒计时。

袁世凯倒台之后，如此严酷的练兵制度成为昙花一现。各种军阀私兵，各种山头派系，仍然是中国军队的主流。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培训军官，但是对于士兵的操练，仍然是聊胜于无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全中国只剩下一支部队，仍然严格按照普鲁士操典的章程进行队列、正步训练。这支部队就是中共红军。

正是在铁的军纪锻造之下，才能铸就真正的铁军。严明的军纪是怎么来的？来自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来自操练场上笔直的队列，更来自平时的明正典刑。

黄克功枪杀女学生，无论他立下再大的功劳，也要被枪毙；张灵甫杀妻，却可以逃脱制裁，国共军纪高下立判。

连军纪都无法严格执行，国民党内部徇私舞弊，贪腐成风就更可以预期了。

军纪对于战斗力提升虽然十分重要，但仍然不能解释，在当年那个严酷的环境下，中共军队为什么不仅没有崩溃，反而发展壮大。

其中的秘诀，除了老生常谈的“支部建在连上\"，党指挥枪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进行军队民主化建设。

核心要点就是八个大字：将心比心，把兵当人。

针对旧军队中军官打骂士兵、官兵待遇悬殊等不良制度和习气，毛泽东在军队中设立士兵委员会，实行民主制度。士兵委员会由士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，军、团、营、连均设士兵委员会。士兵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军队经济的管理、维持军队的纪律、作群众工作、作士兵政治教育。

士兵委员会使士兵自己管理自己，政治上官兵平等，官长有错误，士兵可以开会反对。经济上实行账务公开，平均分配，大家吃一样的饭，穿一样的衣服，伙食由士兵管理，“从军长到伙夫，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。发零用钱，两角即一律两角，四角即一律四角。”陈毅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期间，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况，由士委会审查，军需处长出席报告并负答复解释之责，如有问题则处罚负责人。

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讲到：“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，战斗如此频繁，仍能维持不敝，除党的作用外，就是靠军队内的民主主义。”

“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，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是两个世界。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，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。同样一个兵，昨天在敌军不勇敢，今天在红军很勇敢，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”。

军队民主化建设，除了让士兵真正感到人格平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使其明确参军打仗的目标，是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长官的利益，从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农民，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参军，才能涌现出董存瑞、黄继光这样牺牲小我，舍身忘死的英雄。

中国为何数十年如一日，坚持建设落后地区，坚持转移支付，坚持精准扶贫？因为只有消灭斩杀线，让全体人民奔小康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，才让每一个士兵明确参军的意义，才是军队战斗力的终极保证！

四、英国的经验教训

朝鲜战争中，当时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，中国只是刚刚赢得解放，国家一穷二白。美军主要还是由良家子构成，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后勤补给，但也只是跟装备落后，补给不足的志愿军打成平手。

资本主义的国家，不配拥有最高战斗力的军队！

美军的训练体系来自英国，而英国一向以粗暴体罚和虐待士兵著称，美国也完整地继承了下来。

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，曾轻蔑地把他的士兵称作 “地球上的渣滓”，在他看来，鞭子和棍棒是将这群“渣滓”调教成自觉服从管束的合格战士的最好工具，“没有挨过鞭子的士兵，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一样的存在。”勇敢的精神、高度的纪律性和不可战胜的气概这些素质，只有背上带有伤疤，至少挨过50鞭的兵士才会具备。

英国军队中的体罚种类同样也是花样翻新，棍击、鞭打，将受刑者被绑在尖顶的木马上，并在其四肢绑上重物以加剧痛苦。这种惩罚通常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，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。现代英军，虐待新兵更是花样百出，甚至传出新兵在老兵威胁下相互强奸，将迫击炮的球头塞入新兵肛门的丑闻。

为什么以“民主发源地”著称的英国，却不搞军队民主化建设，而是仍然采用“黑社会大哥带小弟”这一落后的方式？

其实，英国当年也搞过军队民主化的尝试，并焕发出英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斗力，但是也给他们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这就是十七世纪中叶英国革命中，涌现的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。

1643年9月，克伦威尔曾经写了两封有名的书信，可以说明他的治军思想。

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：“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。对骑兵而论，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。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，那么全队中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。”

9月11日，他又写信他的朋友说：“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，你应该敬重他们，你知道他们是谁。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，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使用！”

新模范军是英国的第一支近代化部队，除了严格军纪之外，克伦威尔在新模范军内部，采用类似“民主集中制”的方式进行管理，成立了以高级军官为主体，吸收士兵代表参加的全军会议，代表全军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。

士兵们居然有机会与军官坐在一起讨论问题，这在当时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也是新模范军士气高涨，上下一心的重要原因——士兵们认为是在为了自己的意愿而打仗，而不仅仅是作为长官捞取功勋的炮灰。

新模范军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，体现出民主治理相对于以往单纯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巨大优势。

克伦威尔的民主启蒙，使得士兵中间也开始产生了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这就是比军官们信仰的“独立派”更左的“平等派”。

军官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，士兵则大多出身于自耕农、工人，手工业者，他们要求消灭国王，建立人人平等的共和国，这就和资产阶级的目标背道而驰——他们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政体，资产阶级躲在幕后继续剥削底层。

1646年秋，为了倾听士兵们的呼声，新模范军在帕特尼教堂召开了军人讨论会，每个团选出自己的代表，在会议上畅所欲言。这很像中共军队常常召开的民主生活会。

这场世界首次“军队民主生活会”的会议记录中显示，很多士兵代表慷慨陈词，侃侃而谈，每次发言都能切中要害。“英国的穷人应该和最上层的人一样生活”；“一个人不必服从他没有参与建立的政府”。这些思想活跃的士兵代表还提出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实现的观点：选举权不应当有财富限制，所有二十一岁的英国男子都应该享有选举权；选区平等；打倒国王和贵族，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制。

克伦威尔发现，新模范军已经变得难以控制，不得不依照大多数士兵的意愿处死国王，否则他将自身难保。

国王被处死之后，新模范军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，不仅英国各地爆发叛乱，而且在带路党的引导下，苏格兰大军入侵。

新模范军首先镇压威尔士的叛乱后，然后北上与其他部队会合，以迎击入侵的苏格兰军的主力。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行军，行军途中，大雨滂沱，士兵衣衫不整，靴袜磨破，但他们却毫无怨言，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战，是为心中的正义事业而战。

最后他们比预定时间提前了6天与北方部队汇合，他们所要面对的苏格兰军为2.4万人，几乎达到了他们人数的三倍，但仍然被一举击溃。